本文抄錄自臺北縣文化中心1995年出版
《臺灣人日本兵的戰爭經驗》
受訪者：蘇喜（武山喜信）
訪者：鄭麗玲、彭永松
地點：樹林鎮中山路蘇宅
時間：1994年4月26日
記錄：鄭麗玲
跟我們在一起的大部分是從日本內地來的士兵，說我們是從「台灣の東京」來的。
大家在船艙中議論紛紛，說大概後天就可以到佛印，八日早上二點，就有飛機飛過，五點多又有一次，到七點收音機放送說已經與美國宣戰了，才知道不是去佛印了，到九日中午，就知道要去菲律賓呂宋島北部佔領アバリ飛機場，同時有命令說要喝酒，吃什麼東西都可以去拿，意思就說，此去生死難料，盡量吃，那時大家都想：「此次去，進是死，退無路」，每個人都笑了，那時的笑臉，是很美的笑臉。那天到晚上十點就給我們吃明天的早餐，十點半領明天的中餐，然後發給子彈，海軍總司令本間雅晴透過廣播說：「十二點要在アバリ上陸，攻占飛機場讓屏東我軍飛機降落，現在你們的性命要交給我司令官。」
當兵之後我改名為武山信喜。
當時志願的情形，有人是因為家中生計不好，去志願當兵也沒什麼損失的情況下，志願去的。這種情形大部分以擔任通譯這一部分比較多。被抽調到的人有時也可以不用去，只要拿一隻閹雞到役場(公所)給主管就可以換人，不過一般說來要主管是台灣人才可以。但是我並沒有這樣做，因為我認為出去海外可以體驗、鍛鍊身體，生死是天命，有生就有死，沒有必要害怕。
到南京種菜
第一次被調時，在台灣時就已經向我們說明要去南京種菜，為期一年，每月31塊半，軍儲寄金20元，11塊半在現地花用，這些寄金回來時在基隆和平島海
水浴場全數發放給我們。出去之前先在台北青年訓練所訓練，一期兩百人，全部兩百人都是台北州的人，訓練一個星期，只是編隊行進、持槍、木劍等初步的軍事訓練。
我們是屬於第二期台灣農業義勇團，台灣五州總共一千人，分五個中隊，南京兩中隊四百人，上海也是兩中隊四百人，後來的高雄隊最慘，因爲安慶、武昌、漢口三地的士兵較少，他們兩百人就分成三隊。我們要負責二十萬名將兵的糧食。
我是在昭和14年（1939）7月去的，10日抵達南京，南京農場原本是中央農業試驗場。當時坐卡車進入南京時，正好看見日本的工兵在整理溝渠，整個溝渠
裝滿了骷髏，這些都是昭和12年（1937）戰爭時死掉的人。在南京時早上種菜，下午是軍事訓練一步兵基本訓練，在那邊工作的全部都是台灣人，總計是台北州除兩百人、台南州隊兩百人，並沒有中國大陸的人，只有雇用一個專門給我們理
髮的中國人，後來發現他是間諜，南京農場內則住了四戶人家，會來幫我們洗衣服，兩戶洗台北州隊，兩戶洗台南州隊，每一個人都每月給他們五角和吃剩的食物等，他們把吃剩的米拿回去洗一洗之後晒成米乾，可拿去南京市場販賣。
在南京也可以寫信回家，也收得到信件，一個月放假兩次，但是只能在安全區域內活動，出了區域之外就有被便衣隊抓去的危險。
在南京團隊活動時一般都說日語，台灣人在一起就都用台語，在戰地通常對這種私生活並不會嚴格禁止。也不會禁止我們與中國人交談，因為我們也不會說北京話，大家語言不通，都是以比手畫腳的方式溝通。那時日本人設有良民證，發給南京現地人，作爲出入南京城的憑證。
一年之後如期歸來
昭和15年（1940）7月如期的回來，回來之後安排我在鶯歌役場教育係任職(按：約現在的鶯歌鎮公所教育課)，專門訓練青年團與家庭防空群，役場待遇不錯，一般職員只有21元，從海外回來的多3元，另外並有二個津貼，一是軍事援護會補貼5元，水利協會補貼電費，總共1個月領了34元，出去海外時，街長會對家中十分照顧，會到家中訪問。那時東西是配給的，若發現沒有米、食物，都會派人送來。
回來之後日本憲兵也會特別照顧，我剛從大陸回來時，那年北部颱風來襲，配給18包水泥要修建水溝，結果被助役拿去自己用，我去訓練時有人跟我說，我就去問街長，街長回說不知道，我就掀桌子，助役一看馬上打電話給海山郡高等刑事，我也打給憲兵隊，結果高等刑事的人剛來，憲兵隊的人隨後也來了。一般說來，警察界對從海外當軍夫回來的人不敢亂來。
再度被徵調
昭和16年街長對我說：「某人，你去訓練一下好嗎？台北州指定我們要出一個，你去一下吧！」我心想去訓練一下也沒關係，並不知道目標其實是去海外，於是我就去了，訓練了一個星期就回到家中，然後繼續在役場工作。差不多過了一個月，在11月27日就說是要去佛印（越南），我那時年輕，才21歲，就說： 「啊！要去佛印，去看安南女人！」，11月27日調集，規定穿便服，在海山郡集合，到台北州廳（現在監察院）編隊，然後全員跑步到圓山台灣神社祭拜之後，晚上11點在台北車站坐臨時夜車到高雄，宿泊在東洋大旅社。在高雄訓練一個星期，就馬上出發，途中又在澎湖馬公停留4天，那時高雄、馬公港十分熱鬧，航空母艦、戰艦滿滿都是，起起落落的飛機也很多。
攻占呂宋阿帕里機場
12月7日下午5點30分我們自馬公出發時有軍艦11艘、運送船7艘，總共18艘一起出發，大家在船艙中議論紛紛，說大概後天就可以到佛印。8日早上2點，就有飛機飛過，5點多又有一次，到7點收音機放送說已經與美國宣戰了，才知道不是去佛印了。到9日中午，就知道要去菲律賓呂宋島北部佔領アバリ（阿帕里，Aparri） 飛機場，同時有命令說要喝酒，吃什麼東西都可以去拿，意思就說，此去生死難料，盡量吃，那時大家都想：「 此次去，進是死，退無路」，每個人都笑了，那時的笑臉，是很美的笑臉。
那天到晚上10點就給我們吃明天的早餐，10點半領明天的中餐，然後發給子彈。海軍總司令木間雅晴(按：應是陸軍第14軍司令官，透過廣播說：「12點要在アバリ上陸，攻占飛機場讓屏東我軍飛機降落，現在你們的性命要交給我司令官。」 12點上陸，由台北、新竹四百個人當先鋒隊，一艘船坐100人至200人，我是坐兩百人那一组，同時有43厘米寬的機關槍保護。我們上陸五百米之後就要停止，守住陣地，接下來就是日軍的事了。
戰車、大炮接著開始推進，我們初上岸時並沒有遇到抵抗，不久，開始用機械砍樹開出一條路，前往攻占飛機場，那時7艘運送船都靠岸，我們坐的那艘最小，但也裝了七千多人，大的有裝一兩萬人之多，11艘軍艦則停靠在較外海，當中3艘有飛機場，我們就開始從運送船搬運船上的油料、子彈、糧食等上岸。
12月10日中午1點30分攻占下飛機場，但是當時我揮手指揮班員時被美軍的轟炸機炸到左手中指，12月12日送到後方，16日送回高雄野戰醫院，之後轉圓山陸軍醫院東門分院，又輾轉到台南陸軍醫院。昭和17年（1942）4月20日退院除隊，回鄉再度當役場雇員，擔任部落會、講習所、家庭防空群的訓練工作。
第三度徵召往ラバウル
昭和17年12月23日，第3度被徵召爲分隊長(後來升爲小隊長兼中隊副)，與海山郡30名隊員一起在台北州廳集合，那時欠缺重要幹部，很多台灣人都被調往海外當海軍工員、海南島株式會社員、警察隊等等。那時日本在台灣的目標
是要培養一些重要幹部。之後，直接在高雄搭運送船經馬公一路南下到馬尼拉，29日到達目的地ラバウル（Rabaul），那時我們20個人的工作就是分散在各處看
管糧食，但是也有十分嚴格的軍事訓練：水邊反登陸作戰、訓練在海邊捕捉敵人的戰車、夜間作戰、肉搏攻擊等等，南洋因爲島嶼很多，訓練的都是島嶼作戰法，和在大陸曠地作戰方式不同。
在那邊都住在防空洞中，並與日軍一起 生活，那裡沒有從台灣過去的日本軍，都是從本國來的，已經在那裡很久了。在日本本國的日本人比較溫柔，比較不會侮辱人，台灣去的就很會欺負人。
我在昭和17年（1942）底到ラバウル（Rabaul），18年初就開始漸漸被空襲了，不過並不激烈，昭和18年11月現地徵兵，分隊長等同於連部長，班長爲上等兵，隊員爲一等兵，我是分隊長，等同於伍長，月給照以往1個月120元，班長月給118元，隊員是108元。這些錢並沒有領到，都是寄金。一個中隊有三小隊，一小隊有五個分隊，分隊長管理20個班員。我們原本是第八方面軍，現地徵兵之後成爲大本營直轄部隊，工作其實都一樣，只是改了名稱。這時時局勢越來越危險，我們就開始挖掘防空洞，所有的東西都放洞內，煮飯也在裡面，馬、軍用狗也都睡洞內，那邊因爲海島土質堅固，開挖防空洞都不用支撐物，挖一挖就可以用了。到ラバウル（Rabaul）是爲了要攻澳洲，糧食十分充實，10年都用不完，10英吋（8吋）的槍七萬多門，是武器的中心點，糧食兵員都充實。而且我們在那裡，一有空閒就種菜、種稻，也養雞、豬，做持久戰的準備，盡量不用到本國運來的糧食，日本兵也都一樣，那時規定每一個人都要養三隻雞，因爲那裡白蟻很多，雖繁殖得很快，但都捨不得殺來吃。
當地土著
當地土著的衣服只在下面圍上布，女人上面再蓋塊布而已，他們講的話並不是英語，叫ピジグ，是英語和土話的混合，他們在學校念書時使用這種語言，結果在當地念完書之後，要到倫敦留學就考不上當地的學校了，而當地人說的ピジグ話，日本到當地時也有會說這種話的人，派到當地教導當地人縫紉等事情，給他們鋤頭、鋸子等工具，因爲當地人的財產只是一把蕃刀而已，吃東西、種蕃薯、殺戮都靠這把刀。
當地人也會來我們這邊玩，他們會帶些水果來，我們也會給他們一些東西，不過彼此無法溝通，都是比手劃腳，我的部隊中有雇用一個當地青年，來部隊掃地打雜，我稱他タロ，因爲他供養著母親，我們都會多煮一些飯讓他帶回去給他媽媽吃，同時每天給他一包煙帶回去給母親抽，有時也會給他糖、鹽等帶回家。日本人戰敗，當地土著都哭了，日本在那裡管理的方式，剛開始勝利時的施政很好，後來會怎樣就不知道了。
那裡也有華僑，都是在山裡面經營買賣事業，通常是與當地人交換當地物品，拿到國外販售，土著們生活看起來十分艱苦，都是以勞力換取布疋、米糧等。可是，他們只是在文化、經濟無法發展，其實他們是非常聰明的。
日本投降
昭和20年（1945）8月13日上面就有試探海外的士兵是否同意投降，但是ラバウル（Rabaul）的將官願意，佐官卻不願意，那時我們聽說昭和天皇的弟弟要過來，就已經覺得奇怪，為什麼這麼危險還要過來ラバウル，有人說有重要事情，可能是我們日本要投降了。
14日美軍的空軍就來發放宣傳單，說日本已同意投降，叫大家放下武器，可是他們的飛機一來，我們的機關槍還是照打，雖然我們只是看管糧食的，不過軍事訓練都十分充足，武器也很多，因此還是和他們拼命，15日他們又來保証說會安全送回日本，這樣佐官才同意。我們心想，光復只要沒有生病死亡就可以回來，我們也不要有什麼行爲，上司自然會有安排。
8月22日澳洲軍隊要來接收，澳軍原本判斷ラバウル（Rabaul）日軍頂多2萬 到4萬左右，到外海連絡之下才知道有18萬，馬上又調轉回去，不敢上陸。
8月27日澳軍又來，這次來了6萬人，只要求把武器交出來就可以了，糧食讓日軍自己處理，因為我的隊員人员四散在各地看守倉單，必須把人員召集回來。
9月，全部台灣人集中編爲第十集團台灣民團，日本則是第九，日本一個集團有兩萬多人，彼此都還有來往，並無發生打架事件，之所以會將台灣人分開，是因爲接收的軍隊說台灣人是聯合國的人。敗戰之兵說是聯合國的人，實在是不知羞恥。
由於澳軍事先就言明只沒收武器，餘事情都由我們自己管理，糧食方面，日本配給我們半年的糧食，世界紅十字會每個月也都送食物來，持續送了半年，食物算是十分充分。
這個期間，我的隊員中，有一個叫潘振添的班長，台北石牌人，他是戰爭犯罪者，戰後在ラバウル（Rabaul）被槍決。算起來他噴在是被冤枉的，因爲當時從印度、馬來西亞、印尼抓來一些俘虜，要搜查俘俘虜的東西，俘虜的手錶都先收起來集中保管，那時營長是日本人，振添是負責檢查俘虜的，收完手錶等東西後交給營長，後來營長不知何時回去日本，把那些手錶也帶走，戰後他被以拿走俘虜東西的罪名被槍決。
當時ラバウル也有兩千多名台灣人擔任海軍工員，大抵都是調鄉下人，比較會做，但是教育程度比較低，工作是開路，整修飛機場等，オクムノ和淺野兩部隊都有配屬。空軍則有地上物勤務員、和一隊種菜的生產隊，也有看護婦、軍醫和助手。
我們那裡也有慰安婦，有三百多人，根據我的了解是老駂與慰安婦六四分帳，是現金交易，不過我都是勸台灣兵儘量不要去。
總共在那裡的台灣人有一萬多人，戰後再加上四千多個從澳洲過來的，朝鮮人有六千多人。
歸鄉
昭和21年（1946）4月我們乘坐日本輕型的航空母艦回到台灣。
回來台灣之後，薪俸還有19個月沒領，只給寄金簿，台灣銀行先借三百圓給我。不過一切的證件在二二八時就全部燒掉了，因爲日本兵回來時都會被注意。剛回來時，社會十分混亂，公安隊有如角頭兄弟一般，看來並不是太平天年，因此我沒有出去工作。
二二八發生時我在樹林，那時我大哥在以前日本時代算來是地方 人，後來因爲這樣，昭和18年日本時局開始變壞時，就把我哥哥派出海外到澳洲，他是勤勞團，在高射砲隊中工作。我回來前一個月他也回來了，已經不再跟以前那些兄弟混，那時他的一些朋友計劃要去搶農業組合（農會）的錢，我去勸阻他們說:「我在海外打掉的子彈頭，讓你們用畚箕拿去燒都還有剩，不要拿槍去搶」，後來好像沒有搶，不過他們每個人都分到農會的錢，但是後來這些人，個個也都沒好下場。
那時政府很怕我們這些從海外當過兵回來的台灣青年，因此只要在街上遇到年輕人，不分青紅皂白的就把人掠走。而事實上，我們這些有受過軍事教育，拿過槍的人，確實很有力量，但是因爲二二八當時手上沒武器，雖然心裡想救台灣但也沒有辦法，那時如果我們有武器的話，情勢一定大不相同。另一方面，在當時混亂的狀態下，以往被日本政府壓制住的黑道的力量也冒出來，當時民間組織的公安隊，有不少黑道分子混在其中，因此我們當過日本兵的台灣青年並不是很想和他們共事。
前面說的那些想搶樹林倉庫的就是樹林附近的黑道份子，樹林鎮長知道他們的計劃之後，召集海外回來的青年組織自衛隊。但是自衛隊沒有武器，因此有一個叫朱光輝。同樣是從ラバウル（Rabaul）回來的，他從虎尾糖廠拿兩箱手榴彈，交給樹林鎮長保管，結果很多黑道的人知道了，都來找鎮長索要一兩顆手榴彈。鎮長只好叫朱光輝再把兩箱手榴彈帶回家，朱帶回家之後就把手榴彈埋在床底下，後來被人尋線查獲，我們一起去ラバウル的人怕被牽連，紛紛逃入山中，我因此躲在山中種花生種了好一陣子。最後是鎮長和警察局長出面證明朱光輝拿那兩箱手榴彈是爲了維護地方治安，朱光輝後來把手榴彈原封不動的送回，之後還有接受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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